从老挝大使馆出来，是下午三点多，北京的风肆虐，但是阳光很充足，灿烂地照在身上，并不慵懒，反而急匆匆。
我从三里屯北街走到南街，边走边给静打电话，逗地她呵呵笑。我生性有逗女朋友的本事，看见男生就自然地收敛了爪子。大概觉得男人女人是不同性质的动物，就象林白说的，有些事情一旦发生就改变了人的性质，如杀人，你杀了人就是杀过人的人了，但是吃饭这样的事情你吃了多少次都改变不了一个人的性质。男人和女人的不同性是天生的，小时候不相信，凡事都要争一争。都说女生数学不好英语好，我偏来个相反，数学一直领先，英语一直巨烂，当然这个跟性别无关。
我的英语已经烂到填不了表格，看着都熟悉，却叫不上名字，估计那些英文也不认识我。大使馆的人一定要我把空白的地方填上，我就跟他胡搅蛮缠，三次才算填写成功。其实很多地方我是胡乱填的，管他对不对，反正能凑合——这是我的性格习惯，从来不追求完美，我老公恨死了我这一点，我屡次答应说改改改，其实心里都嘀咕：“我就这样，如果还有机会重来，我还这样。”
因此他很奇怪我当年怎么3天学会了剪片子，8天后开始教同事，1个月后成为栏目工作量最多的。其实我也不知道。
办签证的显然是位老挝老乡，中文似乎不错，对我的英文很不屑，我心里有些不爽，但是脸上不时露出小白兔般的神情，这叫不耻下问、以柔克刚、四两拨千斤。
他最后问：“你是上海人？”我长得象南方人，已经几百几千个中国人民这么跟我说过了，但是一个老外居然也这么问我，真是邪门。
“不是。”
“北京的？”
“不是。”
“哪的？”他老兄这才叫不耻下问。
“东北。”
他啥也没说，估计对东北不熟悉。撕一张纸给我，“下周二来拿。”
我很客气地道谢，走出来的时候，心情很好。凡是办证件的地方都象牢笼，每次办证件都希望是最后一次，可是下次还有很多事情很多名目需要你去办。我真心希望把我的指纹、个人资料、DNA、血型什么的统统输入到某个系统里，往某个机器那一站，或者给他们一根头发，就立即知道我是真是假、有无犯罪记录等等。
真是惭愧，我的包里有数本英语书。
我拎着沉重的一堆英语书走在三里屯。
一些店很熟悉，一些店很陌生。这是当年常常来的地方，但没有灯红酒绿声色犬马。我不是个喜欢夜店的人，从来没喜欢过，一到夜里我就困，被拉去迪厅看衣服看包都能睡着，看来我不适合那里，我们不相溶。
可是阳光下的她，很好看。看惯了浓妆，素面朝天的样子更觉得亲切，以前嘴太红，眼皮太青，脸太白，什么都做到十足十，凑在一起反成败笔。
曾经在四季里走过这里，曾经见过它的嘈杂喧嚣，这个下午，只有长椅上的老人，店门口打哈欠的年轻人。春风一点都不温柔，反而有几分凌厉，它细细地走过三里屯，提醒着人们的记忆：爱恨、放纵与轻狂。喧哗着、喧哗着，旧的忘记，新的又来。象海浪，也象生命。
一个老爷爷在接小孙子放学，骑着小小的三轮等候。我招手，拦住了一辆车。
感冒更加猛烈地袭来，我在车里越来越难受。
路一点点接近家，一点点离开三里屯。
想起《没有月亮的晚上》，湄终于在一个白天拉开窗帘，看见了一个残败的家，地毯很旧了，沙发上有一道头油留下的印儿，这一切是她陌生的，包括镜子里那张苍白的面孔。我不行，我始终过不惯夜生活。
三里屯，呵呵，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想念这里。想念常常有附加的理由，譬如同某个牵心思念的人在一起，可是跟我一起来的多是同事，我不想念他们，我们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。
可是兴许我会想念这个下午的阳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