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还是去年的秋天，我难得有了几天空闲，加上在北京的明子反复邀请，我决定孝顺一把，与父母和妹妹去看看长城和香山的红叶。
突然，一位导游小姐敲我们的车窗。我和明子跳下了车。“师傅，我是北京XX旅游公司的导游，”她晃了晃挂在前胸的卡片，“这位小姐误了车，请问能帮她带到下一站八达岭吗？”明子恶作剧地把头歪向我，一脸坏笑：“我是司机，这是我的老板，问他才行。”那导游开始向我叙述了。
我这才注意站在导游身后的那个女孩，怯怯地睁着大眼，一声不吭。原来她是记错了下山的时间，到了停车场，她的团早走了，她便求助这个小导游，可小导游的团也是座无虚席，热心的她便带着这个掉队者找到了我们。
“而且，她是日本人，语言不通，你们帮她一下吧！”
日本人！ 我愣了。我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，但是听到、看到了太多的关于日本的兽行劣迹（我实在找不出一个解恨的词），尤其是有一次看电视采访一位中年日本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情况时，那个日本人竟然蛮横地推开记者，用生硬的汉语说“我不知道”，我差点砸了自己的电视。所以我很久就发过誓：如果今生碰到日本人需要我帮助时，我一定不顾涵养，对它大声喊道：“我讨厌日本人！”
可是，面对这个怯怯的、眼中流露出哀求的女孩，我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。我缓缓戴上墨镜，只冷冷地说一声：“对不起，小姐，我的良心告诉我，我不能为日本人提供任何帮助。”导游似乎明白了些什么，转过身去，对着那女孩叽哩咕噜了一番。我从墨镜后都能看到那女孩的脸变了颜色，匆匆对着我和明子深鞠一躬，口中喃喃说了句什么，低头疾去。
就在明子倒车时，我又看到了那个女孩，她无助地站在停车场中央，一手紧紧捏着一个拎包，一手在拭汗，坐在前排副驾驶位上的妹妹也在以同样的动作拭汗。我的心一紧，脱口而出：“明子，让她上来吧。”
明子转脸看着我，我知道他想说“你小子有病啊？”，可看到我父母在，又咽了回去。
我看到明子跑过去，对着她比划着，然后两人跑了过来。拉开车门时，她冲着我们又是深深一躬，嘴里依然是那句谢谢之类的日语，只是比刚才的语气重多了。然后就近坐在了第一排我母亲的身边。
这时我才发现，老爸老妈老妹全都在吃惊地看着我。
“一个掉队的游客，我们把她捎到八达岭。”我简短解说。 明子却仗着那女孩听不懂，添油加醋地给妹妹讲了整整一路。
最令我奇怪的是，那女孩竟与我妈聊了一路。我真不知道她们用什么方法互相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的。 车到八达岭，女孩下了车，拉着妈妈的手叽哩咕噜，我妈拂着她的头发，爱怜道：“一个小女孩子家家，真不容易的。”又转身对小妹说：“小妹，你去帮她找一下她的车。”
几分钟后，她又和小妹一起跑来，脸上挂满喜悦。“找到了，司机和导游都在那儿。”小妹一边说着，一边反身指向远处。
那女孩又对着我们鞠躬、告谢。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的笔，示意给小妹，小妹一本正经地在上面写着。最后，那女孩拉着小妹的手，悄悄地在她耳边说着，我注意到她看了我一眼。小妹点点头，象真的懂得一样。
“肯定是留地址啊。她在我耳边说：你哥真帅。”
“呵呵！还有女翻译官啊！”
“哼！要是个男生，你肯带他？”
下午到了十三陵，在定陵的停车场，眼尖的妹妹突然又看到了她，大声地叫“嗨－－－”惊起了很多人在回头。她也看到了我们，高兴地嚷着与妹妹拥在一起。突然，她转身跑向自己的大客车。不一会，她手中提着一大兜火红的柿子跑到了老妈跟前，气喘嘘嘘地笑着递给她。我妈推托着，直说“不要啊，不要太客气嘛！”看到她真的着急了，我笑着对妈说“收下吧，这是国际惯例。”大概是她听到我一说话妈就收了，她又从那兜里掏出一个大大的柿子，跑到我跟前，猛一下塞到我的手中。这回倒轮到我的脸红了，呆呆得象捧着一个火球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只看到她在汽车喇叭的催促下，在我妈的脸上轻吻了一下，摆着手倒退着跑去了. 没有想到的是，她真的会来信。信是用中文写成的，从流利的语法和字迹看，大概是请留日中国学生写的。这才知道，她名字叫加藤英子，是靠假期打工的钱来中国旅游的。信中除了一些感谢的话语和祝福外，她还说当初导游告诉了她我拒绝她的时候，她就知道为什么，她十分理解我拒绝她的原因，并表示深深的歉意。在信的最后，她对我小妹说，她那天在她耳边说的是：那个男子，肯定是你的哥哥，有这样的哥哥很幸福。
我得意地拍打着信，“看到没有，小臭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”
最后更新时间:2007-9-21 3:20:21